年轻时的金冲及

五、我入党的特殊经历

　　要说我入党的经过，先得简单地讲一下当时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一直有着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传统。长期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李登辉，他原是华侨，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复旦建校后四个多月就担任总教习，1913年任校长。他作风和治校开明，往往其他大学中因政治原因而被开除的学生，他都吸纳进复旦来（包括后来的校长章益在内），因此受到师生们的普遍尊敬。五四运动开始后十多天，5月1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担任会长的便是复旦学生何葆仁。复旦大学的党组织成立于1925年。据1926年7月的统计，共有党员19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年7月复旦仍有党员7人。以后，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在复旦，党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前赴后继地进行着。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复旦因地处江湾，被日军占领。学校和党组织都分成两部分：重庆和上海。

　　一部分内迁大后方的师生员工几经辗转，经江西和贵州，抵达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改为国立大学。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当局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处境极为困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采取了多种巩固党、隐蔽党的措施，如缩小党的机构、建立互不知道的平行组织、停止发展党员等。

　　为了满足一些先进青年对组织起来的强烈要求，1943年秋，在中共南方局青委领导下建立一个名为“据点”的组织。它的成员不全是原来的共产党员。它既非党的组织，也非定型的群众组织；既没有名称，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又没有一定的章程、纲领和定期的会议制度。但是它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据点”之间不发生横的来往；它的成员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领导、有组织联系的活动，但国民党特务看不见、抓不着。“据点”这个名称是周恩来同志定的。这是在极端严酷的白色恐怖条件下，为着巧妙掩护党组织、隐蔽聚集革命力量和推进革命斗争所采用的极为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另一部分滞留上海的师生员工（包括李登辉校长在内），迁入上海租界内，几经搬迁，后到公共租界的赫德路（后改名常德路）上课。当时有学生410人、教员44人，其中党员12人，党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抗战期间，先后有共产党员49名。1944年7月，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任命张李为上海市学委书记、吴学谦等为委员，市学委所属国立大学区委书记是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费瑛（解放后曾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文革”前任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部分师生员工在1946年8月才陆续抵达上海。由于情况复杂，两部分的党组织没有立刻合并，到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依然如此。但双方已相互了解，形成默契，在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中不分彼此、密切配合，形成实际上的统一体。这样，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已具备条件。

　　上海部分的党组织在日本投降时有党员11名，1946年发展到39名，1947年夏季加上新入校的党员已有52名。他们中，土木工程系的党员最多。

　　1947年5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决定在重庆迁往上海的党员中建立党支部，由史地系四年级学生金本富任支部书记，共有党员14人。他们中，新闻系的党员最多。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辖上海市委学委决定将上海和重庆两部分的党组织合并，建立中共复旦大学总支委员会。市学委副书记吴学谦代表学委宣布：大学区委书记费瑛为总支书记，金本富（不久因毕业离校，“文革”后曾任武汉市教育局长）为总支副书记，张渝民（原上海系统）、李汉煌（原重庆系统，解放后首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秘书长，不久病故）为总支委员。

　　这正是我刚在复旦大学入学的时候。

　　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两次，但不是因为脱党或失去关系后重新入党，而是党的两个不同系统的组织几乎同时来发展我入党。

1948年5月4日，上海学联在交通大学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全市1.5万余名学生参加

　　1948年5月22日，为纪念五二〇惨案一周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上海1.5万余名学生在交通大学集会，发起“反美扶日”签名运动

　　这两次入党都在1948年春夏之交，相隔大约一个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间，来发展我的是复旦史地系一年级的同班女同学卓家玮，她是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系统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间，来发展我的是我在复旦中学读书时关系最密切的同学、当时在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习的邱慎初，他是属于上海市委系统的。

　　卓家玮那时刚从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毕业，在南京入党，1947年秋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她党的关系还在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因为一起参加学校中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她对我的政治观点和表现都很清楚。

　　她来发展我入党的方式很巧妙：因为在我还没有成为共产党员前，她不能先在一个非党员面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所以在早一些时间就先跟我说：“我们是不是一起尽力去找共产党？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告诉我。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告诉你。”这样，她是以一个非党员的口气对我说的，并没有暴露她的党员身份。我当然表示十分赞成。

　　过了一些时间，她忽然对我说：“有人要我们两人入党，你看我们要不要参加？”这个办法确实很好：如果我表现得有些犹豫，她可以立刻说：我们还是不要去参加吧。这样，她还是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我的反应十分积极，那就可以进一步谈了。我当然没有一丝犹豫，立刻表示赞同。她就说他们要我们各写一份自传，把自己过去的经历、社会关系、思想变化的过程、对共产党的认识、为什么要入党等写清楚。当我写自传的时候，她装作也在写自传。

　　我这份自传写得十分详细，对自己经历中遇到过的事情都写得很清楚。

　　自传交去后，她告诉我，组织已经批准了。星期日，会有人到你家来，说是她介绍的，那就是来接关系的。到了那天，果然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同志来我家。他大约比我大六七岁，在那时看起来比我年长得多，说是姓何，是卓家玮要他找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看来不是复旦的同学。我也不好问他的名字和情况。他先问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以后他会定期到我家来的，现阶段主要是帮助我学习。

　　我当时兴奋的是可以入党了，至于这一天究竟是几月几日，我当时没有查。而在当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对这类事绝不会有任何文字记录留存下来，那是纪律所不容许的，只能在解放后凭当事人的记忆来说，有时还需要有当事人证明。我在几十年后曾对贺崇寅（即“老何”）说过大概是1948年5月。以后，当时地下党联系卓家玮的程极明（新闻系一年级同学，解放前夕担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解放后曾任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世界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说是4月。总之，说1948年四五月间一个星期天，那是不会错的。

　　说来也巧。就在同“老何”接上关系后没有多久，邱慎初来找我。他是1948年3月由何志禹介绍入党的，入党还不久，对党的规矩还不太懂，我们的关系又太密切，所以没有绕什么圈子，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党组织已经决定发展你入党了，你赶快写自传。我对党的规矩也没有怎么懂，同他又太熟，相互间完全信任，就告诉他我已经入党了。他大吃一惊，问我是谁介绍的，我说是卓家玮。隔几天，邱慎初很紧张地告诉我：组织上说，党内没有这个人。再多的情况，他也说不出来。我一下就慌了，急忙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紧，你再写一份自传给我。这样，我就写了第二份自传。